摘要
农民工时常无力守卫自己的权利底线,如获取合法工资。既有的制度化维权方式(政府、法院和工会)成本高、效率低、先天不足;非制度化维权方式(个人谈判、个体暴力、集体行动、非法组织、同乡会)有的力量弱小,有的缺乏法律和政府的支持与保护,甚至遭到政府或法院的取缔和打击。这种困局在义乌市总工会和当地同乡会的此消彼长中似乎有了出路:工会逐渐取代了同乡会的功能和地位,已经能够部分代表工人的利益和立场,并传达出他们的声音。但实际上,义乌工会仍然是"政府工会",即在政府授权和容许的范围内维护法律已经赋予工人的底限权利。
出处
《法治研究》
2010年第9期58-62,共5页
Research on Rule of Law
基金
浙江大学冯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SH00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政策"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2008年院级课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可能道路"的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