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在中西文化相互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从夷夏之辩到中体西用的转折,清季民初,变化即进化的观念逐渐流行,并影响后来研究者的思维。国人认为,汉字繁复,且与语言分离,不能普及,妨碍教育,导致中国贫弱。循着这样的思路,以列强共有的字母文字为旨归,当然是不言而喻、理所应当的进步取向。语言文字改革各个阶段的不同派系,其努力的方向基本都是字母化(拉丁化或罗马化),也就是要废除文言分离的象形方块字,改用文言合一的拼音文字。虽然实际进程还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包括白话文和简笔字等等,作为终极目标的字母化却一直坚持到20世纪末才最终放弃。字母文字的前提是文言一致,笔写与口讲为一而二之事。而中国早就是地域广阔的文化集合体,方言众多,除了文字生成的渊源而外,若是我手写我口,势必造成无法沟通的局面,妨碍文化统一的格局。清季民初,在文言合一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的情况下,以何种官音为基准,仍然争议不断,取舍困难。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学,初衷是使国语统一摆脱困境,走上文言合一的坦途,促进汉字革命,其实不过造成新的欧式书面语,非但文言仍然不能合一,还使得说方言的群体失去了书面文学创作的动力乃至能力。1930年代陈寅恪抨击时流以陈货为新知,宣称中国文学应以文言为正宗,绝非意气之见。虽然无力回天,却为放弃废除汉字的取向之后重新检讨作为过渡的白话文提供了重要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