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新宋学”——陈寅恪文化学术理想

就中国的政治学术大传统而言,实际只有"经统"和"史统"两端。三代以上,"经"体"史"用,"经"主常而"史"顺变,"经"以道论而"史"以事言;体用一源,道器不离。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经"、"史"遂亦分途。秦末汉初,经学家尚不相应于时势的骤变,竞倡"革命"之说;史学家长于观变,反倒能以"变"为"常"。所以东汉以降,"史统"日尊于"经统"。晚清公羊家、宋明诸儒,最初皆有意于重返"经统"之"道"而立"常",但前者师心自用,不期于事上酿成大"变";后者自出机杼,却与人情睽隔致使劳而少功。口清代朴学的规模大致是本着"古典学"(classics)的态度建立起来的,因此清末民初承其遗风的"国学"主要是"古文献学",类乎欧西的东方学如埃及学、亚述学等等,有些地方甚至不如欧西的"汉学"(Sinology),因为除去一部分学院派研究外,欧西的汉学还是有其政治、外交方面的意图的。至于欧西自身的"古典学"——古希腊、罗马研究,虽说由古典欧罗巴迄于近现代,欧洲世界早已是沧海桑田,可是其思想和政治、法律传统却是连续的;这一点常为部分满足于耳食的治国学者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