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治理结构,非正式的物质激励注重个人特殊关系的儒家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地方官员纵向隐蔽利益同盟的产生与延续。纵向隐蔽利益同盟的存在,使地方官员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激励机制以及约束机制均发生显著的变异,使信息共享因共谋而扩大,激励机制因兼容而强化,约束机制因关联而弱化,进而出现了高效激励与低效约束并存的局面,从而也导致了经济奇迹与转型困境并存的困局。而对于地方官员的纵向隐蔽利益同盟现象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地方官员问责模式的反思与重构、"中国模式"的评价与转型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话题做出回应。
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1年第1期69-75,共7页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基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8CZZ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