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秦《诗》三颂与六朝颂都以四言为基本的样式,但汉代颂的体式却混杂不齐,"颂"的文体性弱化,回落到原始的"赞美"意义上。汉末集中出现的"碑颂"取代碑铭的潮流,为颂体回归四言提供了契机,蔡邕是这一潮流中的代表人物。在六朝,还产生了新的五言颂和七言颂。汉末三国的佛教译经沙门以"颂"配译"偈",另一方面又由于佛教现实传教需求而从诗中因袭了五言甚至七言的样式,五、七言从而进入了颂的范畴。晋宋时期,个人创作的五言颂出现。这一过程也同样发生在了道教中。
出处
《兰州学刊》
CSSCI
2011年第2期138-143,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