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九七”的回归,并没有使香港文坛如预测的那样把书写的重点放在对政治历史的关注上,而是对香港入的现实生存环境进行了沉重的思考,并反映在文本和形态之中。以董启章的《安卓珍尼》为例,小说反复表现出了一种矛盾、迷失与不确定性,这对于当代都市人来说其实也具有着普遍的生存意义和话语意义,从这些矛盾与恩辨中我们不难分析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由此而引发的对香港都市生存状态的解构,小说还采用了现实与虚拟交锚的写作手法,更突出董启章《安卓珍尼》中都市书写的实验意义。
出处
《神州》
2011年第04X期50-51,55,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