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村叙事未来发展的启示与可能——以李洱、迟子建和红柯、刘震云的创作为例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乡村小说叙事的“现实转向”日趋鲜明，及至新世纪之后，这股关注乡村当下现实、以迷惘和悲哀为基本情感特征、以细节化和碎片化的写实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叙事潮流已经成为当下乡村小说叙事的主流，然而它席卷浩荡的态势委实也造成了一种压力，尤其是其单面的艺术表现很容易导致疲劳与逆反，阎连科便激烈地表示，“从今天的情况说来，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①其实，当下乡村叙事执著而单面的取材和艺术表现，从根本上来看体现的是作家面对转型期乡村现实时一种直接的情感反应——谜惘和不适，而艺术追求自由创造的天性注定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停泊，或者更实在地说，新的现实需要一种新的表达，但它不是单面的，而是多样的，不是纯感性的，而是在不断与现实的互动中展示出理性成长的、既包含了对历史的反思又包含了对未知的探索的一种表达。对这样一种表达，从其对当下乡村叙事主流的突破来讲，我们将它称之为一种“逃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