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鲁迅赴日学医到"弃医从文","幻灯片事件"是重要的转折。在遭遇"幻灯片"的教室空间中,"我"处在被日本同学凝视和观看的双重位置(既是观看者,又是被看者),这一现代医生/现代主体的位置与"教室"这一现代性启蒙空间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种现代主体的视野,中国被讲述为"铁屋子寓言",清醒者陷入无法唤醒熟睡民众的困境,启蒙者不但没有启蒙庸众,反而被"戏剧的看客"所围观。直到"故乡"的空间中,作为启蒙者的"我"才拥有观看者的位置,被观看的则是闰土等麻木的灵魂,"故乡"成为落寞的前现代空间。随着从"教室"、"铁屋子"到"故乡"的三重空间转移,一种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创伤故事被书写为中国文明内部的自我批判,而作为"启蒙者"的"我"却与这三重空间"格格不入":"我"既离开了现代教室空间,又要打碎"铁屋子",也要离别"故乡",这一尴尬而暧昧的位置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主体隐喻。
出处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1年第3期66-76,共11页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