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创刊三年回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三省,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次年一·二八事变,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必须为国难服务,“不能解决国难问题的,尤其不是真教育”。为教育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赴国难,陶行知积极提倡和推行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的普及教育运动。他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要想起死回生整个的民族,须以最敏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