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理趣”论

在中国传统的诗论中,言志和缘情是两个重要的取舍尺度,但这并不能成为另一类独具诗美特性的作品的评价标准,于是以“理趣”论诗便应运而生。钱钟书先生对此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关注,从 30年代的《谈艺录》到 70年代的《管锥编》及其以后的补订中,对此作了许多精采的论述,本文通过对有关问题的梳理,力图见其析辩之心并窥见其治学方法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