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经学和语言学

汉代语言研究的发生和发展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奠定了经学在我国学术史上的统治地位。古文经学家特别注意语言文字的疏通，他们对准确理解经典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汉代语言研究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不过，即使是作为古文经学集大成者的郑玄，其遍注群经的著作仍是为解经而作，虽然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语言学观点，但并未摆脱经学的樊篱。倒是汉代一些流传到今天的辞书，却不是为经学的目的而作，而是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了。如杨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都是已经脱离了经学范畴的纯粹的语言学著作。东汉时期，一些学者还利用注经的方法来为其它的古籍作注，如高诱注《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王逸注《楚辞》，赵歧注《孟子》等，里面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语言学资料，其不是经学的附庸更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可以认为，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已经有一批研究语言的著作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向着独立的语言学学科的道路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