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1984年发表的《棋王》,曾经誉满海内外。不管是读者还是评论家,几乎都被《棋王》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风格所吸引,把它当作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誉之为“中国文化小说”。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我认为要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棋王》,必须引进“民族性”和“民族化”两个概念。王朝闻先生认为:“艺术的民族性和民族化,是内涵既有联系也有差别的两种概念,也是应当区别对待的两个认识范畴。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和他民族的差别。但它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着的。……民族化,就是把他民族的艺术成果,作为丰富以及改造本民族的艺术的外在条件来加以利用,并成为本民族的艺术手段。其目的在于壮大和发展本民族的艺术。” 以此而观《棋王》就会明白,八十年代读者看好《棋王》的是小说的“民族性”。但是,《棋王》的真正文学成就则在于“民族化”。作为一部当代小说,阿城并不是单一地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而是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化。八十年代的读者只看到《棋王》的民族性,正好从反面证明,阿城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已臻“化境”,竟让许多读者看不出“外来影响”,已形成新的民族性。 本文从小说叙述者的角度,探讨《棋王》将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