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17年前邓小平关于“增大向外派遣留学人员数量”的高瞻远瞩,就绝不会有今天全国留学工作的显著效益。不久前,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对此作了如下概括:从1978年12月至1995年12月,中国已有近25万人出国留学(包括国家派4万多人,单位派8万多人,自费留学近12万人),其中8万多人学成回国(包括国家派3.3万多人,单位派4.6万多人,自费留学3000多人)。这来来往往的留学人数之多,被一些发达国家的舆论界称为“历史性的突破”。 开放留学新天地,进出国门任去来。纵观这股17年奔涌不息的时代潮流,人们会发现一个双向流动正在加快的明显特征:前12年,出国留学8万多人,回国服务近3万人。而最近5年,出国留学净增了16万多人,回国服务也净增了5万多人。特别是1991年以来,回国服务人数一直以年均13％的速度攀升。其中1995年的回国人数,已达到1989年的3.4倍。 在我们这样一个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差的发展中国家,17年没有改变、尤其近5年又日趋完善的外派留学人员的方针,是怎样顺应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出国深造的意愿,从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出国潮?较之于出国更为敏感的回国,经历过一段起伏不大的过渡,又是怎样出现了今天如此大比率的留学人员回国潮呢?
出处
《瞭望》
北大核心
1996年第15期10-13,共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