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日本侵略者在作最后的挣扎。那时,我正在桂林的滑翔机场当绘图员。在武汉市立一中时的同窗好友蒋一苇也正在桂林的广西大学就读,他一边学习,一边编书出售,以维持生活。日寇攻陷衡阳,继续沿桂黔路入侵。桂林当局发出疏散令,桂林立刻乱成一团。蒋一苇舍弃一批刚刚印出的书,带着一家人出走,我也随后离开了桂林。逃难的人流滚滚北上,后有日寇在追赶,前有国民党军队在烧抢,美国空军则把难民当作日本军队在上空投掷炸弹,仅六寨一地一次就炸死炸伤五六千人。我从春末逃到严冬,好不容易在贵阳又见到了蒋一苇。谈论起眼前局势和沿途目睹的惨状,悲愤不已,怎么办?蒋一苇提议到重庆去找中国共产党。我们先后到达重庆,通过《新华日报》社与党发生接触,党派了周力行同志经常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