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诗(文学)与“愤”的关系一直是谈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有人甚至习惯地将“愤”这种内心的情感体验当作诗文创作的动力.认为创作就是一种泄愤的手段.“愤”积得越深,内心苦闷越甚,创作的欲望和冲动就越强烈.因而,发愤著书、著文泄愤也就成了极有影响的创作动力论.我以为,通过考查这种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怎样由诗文批评被运用到小说批评,然后再进一步理解张竹坡的泄愤说与他的小说创作动力论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要想理解“泄愤”与创作的关系,必须在愤与文的关系范畴中加以把握,后者已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作出了许多精辟之论的课题,先秦的《礼记·乐记》中就有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尚书·尧典》中所说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中的“言志”,尽管被后世解释为“表达志意、思想”,但实际上,它与“缘情”并不是绝然相对的.因为“志”,按许慎《说文解字》云:“意也”.“意,志也”.二者是互训的,唐代孔颖达在讲解“好、恶、
出处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1994年第1期34-37,共4页
Journal of Yulin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