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中国音乐年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音乐年鉴》已有三卷问世。在这“三生万物”的顷刻,对其进行反观回顾,该是必要而又适时的。 对《中国音乐年鉴》进行反观回顾,应有一个参照的座标。 所谓《中国音乐年鉴》,是以“中国音乐”为其对象的。 所谓“中国音乐”,乃是“音乐、这门艺术的一个特殊的“子集”。 “音乐”,并非只是“音乐的型态”。与“音乐型态学”的倡导者们不同,我是主张“音乐文明学”的。在我看来,“音乐”不仅仅是单纯的“音乐型态”;也不是什么“文明背景中的音乐型态”;“音乐”,乃是与其它社会文明有着血肉联系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摒弃“文明背景”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