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文治方面,武帝时期确立的以儒为本、以经取士的人才选拔机制成为后武帝时代的根本国策。由于《诗经》具有易于记诵的文体优势,为了仕途利禄,士子多以《诗经》为学习对象,促成了崇《诗》社会的形成。在人才培养、选拔指导思想上,维护封建一统,强调礼制,注重教化,为现实政治服务等要求,从根本上决定了《诗经》诠解的现实政治性与礼制教化倾向,促进了美刺模式的形成。"故"、"说"、"传"等作为《诗》诠释的三种体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教学规律,出于教育、培养经学人才的需要而产生的。汉代人才培养、选拔的政策转变,决定了注重师法家法,删减章句,疏远今文而渐重古文的《诗》学风气。
出处
《文学遗产》
CSSCI
北大核心
2011年第6期14-24,共11页
基金
第48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汉代选士制度与文学>(201004804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