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瓶梅》中的武大郎是一个胆小懦弱的社会底层人物,其悲剧因身份压力下自我的变形而产生。潘金莲是位被四处转卖的女人,也是自我认同于“物”的异化了的女性个体,同样是个悲剧性的角色。武、潘二人冲突的根本在于武大郎中途转换了元语言,从而引发了一场元语言的“战争”。武大郎与潘金莲一样自私,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行事。但因潘金莲摆脱不了“武大郎的妻子”这一伴随文本,而武大郎有由来已久的夫权文化支撑,所以相对于武大郎,潘金莲处于道德劣势地位,背负着千载骂名。
出处
《符号与传媒》
2011年第3期101-110,共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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