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诗人大体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和诗歌形态难免受制于国家总体的文化机制。自乾隆晚期开始,原先倾国家权力和财力支撑着的考据热潮随着国家的启变入衰而渐渐沙退,挤攘于考据之途的文化人口随着也逐渐分流,诗歌于是也逐渐摆脱考据附庸的地位而重新发挥起原有的功能,呈现出了这样一种诗坛总体态势:内容上由故实向现实的视点转移,风格上于浮靡与质厚间的调和发展,理论上由森严门户到兼擅众体的多元趋势,价值评判上由庙堂独尊向不废草野的权衡下倾。
出处
《浙江学刊》
CSSCI
2000年第2期118-122,共5页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