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工作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1959年),第二次在改革开放不久(1981-1989年)。两次文物普查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存在某些不足。笔者在省文物局领导的关心下,有幸参加了贵州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简称“三普”)后期阶段的工作,从中学习到了许多关于文物调查的知识,也越来越多地感悟到文物工作与当今的经济建设密不可分,两者问应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为此,拟从以下几方面谈点浅见。
出处
《理论与当代》
2012年第4期32-34,共3页
Theory and Contempo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