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投机资本与实体资本均衡发展的宏观管理政策选择

金融创新的开放经济时代,在人民币资产对外价格预期稳定和资本项目逐渐放开、国际国内流动性过剩资本对利率的反映程度大于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反映程度、虚拟资本规模过大、投机资本和实体投资资本失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央行频繁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要手段的货币供给量调节,最多对流通中货币存量调整的利率变化引致的收入变化略有短期效应,而对资产泡沫时代的交易信用化指标,这个某种意义上反映投机资本规模的投机资本严重脱离实体投资的货币流量问题没有多少影响。本文以近10年中国的宏观流量指标:国民收入,M1、M2意义上的货币供给量,M1、M2意义上的货币流通速度,物价指数,存款准备金率等指标的变化为依据,在新旧货币数量方程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利息理论的框架基础上,拟造投机资本函数方程,计算近10年中国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规模并比较其失衡程度,构建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一般均衡模式,并针对中国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市场失衡、投机资本脱离实体投资过度膨胀的主要因素,提出实现投机资本与投资资本均衡发展的宏观管理政策组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