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洛杉矶的一家餐厅里,我踮起了脚尖,将州学校颁发的求助卡递给了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高个子红脸汉子。他戴着一顶浆硬的厨师高帽子,系着一条清洁的白围裙。在我开口说话之前,他就皱起了眉头,摇了摇头:“这个活对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太重了,我需要一个更大、更壮实的伙计。”我那年16岁,看上去更为瘦小,只有150厘米高。我说:“去年夏天我曾在童子军营地洗过碟子,我不怕热水、脏碟子,也能扛重物。”“但我确实需要一个更为有劲的伙计,孩子,你可以找一份更为轻松一些的工作。”那是1957年9月,我家刚搬到加州,因为没有当地工会的推荐信,我父亲——一名钣金工,只找到一份一周干3天的活,这还算是幸运的。家中一点点的存款花光了,我是6个孩子中的老大,唯一能给家中帮些忙。我求职于一家零售商店,但因没有当局的介绍信,店主不让我接触现金。我说:
出处
《绿叶》
2000年第4期50-50,共1页
Green Lea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