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的名字叫红》再现了"弑父"这一历史的原初场景。年轻画家杀害或企图杀害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是因为后者垄断了权力和生理快乐,并强令儿子们遵守现实原则。因此,弑父是新势力为达到权力和力比多的重新分配所采取的手段。跳出文本,艺术领域的新旧之争反映了具有双重民族身份的土耳其对西方父亲的爱恨情仇,土耳其及帕幕克像俄狄浦斯那样,走在一条艰难的寻父之路上,同时竭力摆脱来自父亲的压抑。
出处
《甘肃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12年第5期159-162,共4页
Gansu Social Sciences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帕慕克与东西方文学传统的比较研究"(11YJC752002)的部分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