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关于木斋的探索——从《曲词发生史绪论》说起

木斋《曲词发生史》出版将近一年时光,继《中国韵文学刊》为此开办专栏之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也再次以此为中心约稿进行笔谈。《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两年前曾以木斋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为缘起,探讨了有关＂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在此专栏上,拜读过台湾学者陈怡良教授以及南开学者宁稼雨先生的大作,颇受教益,我也曾发表了个人之浅见。木斋似乎并非主流意义上的权威学者,之所以多家刊物以及海峡两岸众多学者愿意拨冗参加，正说明了木斋所提出的诸多创新见解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以木斋的两大研究作为突破口，将多年来提倡的“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引向更为深入，更为广阔的领域，无疑，其意义将是十分深远的。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的责编再次来向我约稿的时候，我感到责无旁贷，愿意再次略陈浅见，以抛砖引玉。总体来看，木斋《曲词发生史》，共计十一章，连同《绪论》，实为十二个部分，此十二个部分，环环相扣，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将曲词的起源发生过程，以时间为次序，以音乐史、乐府史、声乐史、曲词史为对象，纵横交错、经纬分明地阐述出来。木斋所论述的这一过程，不仅观点新颖，合情合理，在文献资料方面，旁征博引，有跨越学科的广度，研究领域涉及魏晋到盛唐的音乐史、乐府史、声诗史、近体诗形成史、唐五代的曲词史，就音乐史内部，又分别研究了清乐史（从建安曹魏的清商乐，到江南梁陈的清乐，再到唐玄宗时代的法曲清乐），燕乐史（主要是从北魏的胡乐燕乐，到隋炀帝和初唐的分部乐，即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研究了唐代乐舞制度的变革史，论证了唐代乐舞制度，在天宝之前，是一部禁断史，严格禁止地方州刺史享用音乐歌舞这一文艺消费形式，从根本上论证阐发了曲词在盛唐之前不可能产生于地方，更不可能由民间自发产生这一命题。在《曲词发生史》中，几乎是每一个章节，都有创新的命题，都有创新的论证，也都有令人信服的文献资料的强有力佐证。同时，全书上钩下连，纵横捭阖，构成一个逻辑紧密的曲词发生史的起源发生过程。现仅仅例举该作《绪论》中的两点谈谈我的思考：首先，关于词的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