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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籴与反遏籴:1929-1930年“米慌”中的中央、地方与米商 被引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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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9—1930年,诸多因素引发全国米价暴涨,各地产生了异常的恐慌情绪。在平抑米价与解决民食过程中,遏籴成为政府调控米粮市场的主要行政手段之一。但在实行遏籴与否的问题上,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米商之间进行了一场"社会性与自利性"的博弈,即在维持社会政治稳定与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间,他们有分歧,有碰撞,亦有妥协与趋同。期间,各利益集团的关系纠葛在一起,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全国统治确立初期,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米商之间微妙的关系。
作者 屈胜飞
出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12年第3期61-68,共8页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 相关文献

参考文献40

  • 1《训令第三七〇三号》,《行政院公报》,1930年10月29日第198号,第5页.
  • 2《常熟禁运米粮之反对声》,《申报》1929年6月15日.
  • 3《调节米价问题--宋部长之演辞》,《申报》1932年10月14日.
  • 4《米业反对米禁护照》,《申报》1929年6月25日.
  • 5《训令第一四三〇号》,《行政院公报》,1930年4月16日第142号,第24页.
  • 6《南北各帮米商之会议》,《申报》1929年6月25日.
  • 7《沪北米联会电请锡米暂缓停装》,《申报》1929年6月25日.
  • 8《无锡各县米商反对运米护照》,《申报》1929年5月23日.
  • 9《芜湖之民食紧急会议》,《申报》1930年5月5日.
  • 10《米商反对运米护照之指令》,《申报》192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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