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郭沫若因译介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而转向革命,这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对郭沫若在翻译和后续的论争中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则缺乏较为细致的研究。本文认为郭沫若在1924年所翻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与《新时代》应结合起来考察,河上肇对马克思的阐释为郭沫若提供了理论视野,但郭沫若对河上肇的接受却有一定的限度;屠格涅夫的小说为郭沫若提供了成长的镜像,他借此提前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认同;而郭沫若所介入的社会问题论争,则让他的理论构想逐渐清晰: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即借助于日本的媒介最终选择了俄国的列宁主义。
出处
《现代中文学刊》
2012年第5期15-24,共10页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