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的转型,是近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转变,其中时间观的转变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时间观最重要的转变就是从自然时间到商品时间的转变,转变的关键因素是时钟和劳资契约。时钟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是工商文明的时间观的技术象征,资本—劳动契约是时间商品化的制度保证,时钟时间与资本—劳动契约共同造就了时间商品化,而时间商品化,可以说正是现代工商文明时间观的显著特征。在当代中国,"超稳定结构"造成的"文化迟滞"使得两种异质的文明和时间观仍将在当代中国长期共在,因此,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共在,仍将是今后文明、文化研究的重要论题。
出处
《新东方》
2012年第5期22-26,共5页
The New Or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