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赋论史上,有两则文献颇有意味,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言"曲终奏雅",一是《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省试《日五色赋》中状元故事的"发端警策",二者即"曲终"与"发端"的区别,因皆非单纯的文人创作,故而与文制发展紧密相联。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文体的形成,辞赋经典文本的树立,常与限制性写作的规范相联系。质言之,汉代献赋之功用限制与"曲终奏雅"文本形成相关联,而唐宋考赋之技艺限制则决定了"发端警策"文本特征的形成。例如献赋与考赋采取经义之方式的不同,就可印证其"曲终"与"发端"的文本差异,其中取辞与取题之不同,融织经义与点破经题之不同,以及隐用寄讽与直用称颂的不同,其义彰显。必须指出的是,献赋与考赋虽均归文制范畴,然其限制性创作对赋体的影响,则往往溢出文制,而表现出更为普遍的意义。
出处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2年第6期10-17,共8页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BZW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