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术界多位学者撰文认为,唐初几代帝王重视文化,推行开放多元的文化政策,是唐代文化繁荣发展,并最终形成中国古代文化发展高峰的特殊要件和政策动因。至盛唐时,唐代文化政策已行之百余年,从武德、贞观的草创确立,中间经过高宗、武后的承续与发展,唐代文化政策渐趋成熟。玄宗即位后,在承继唐前期文化政策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三教顺序,复兴学校教育,尚科举而用人才,扩大和健全了文化管理的组织机构,实行继承与创新并举,融会中西、内外交流的乐舞文化政策,直接推动了盛唐文化的兴盛与繁荣,促进了唐代文化高峰的形成。
出处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116-122,共7页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