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帛文献与先秦思想世界

过去数十年涉及先秦思想与社会的简帛文献大量出土，而相关研究也不断稳步推进。如果说较早的讨论更多集中在文字训诂和文本释读层面，那么近年来充分利用现有成果丰富思想史的书写，并进一步揭示材料背后理论意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本刊编辑部邀请几位学者以专题的方式，分别从宏观上文本与思想的互动，微观上基于某类经典展开的理论构造与思想类型及演化过程，以及方法论反思等角度探索反映在简帛文献中的先秦思想世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四新认为，从近40年来出土的多种简帛《老子》与《周易》的版本可见早期“文本”的演变及其与“思想”之相互作用，以及这两种文本从先秦至西汉末期的演变历程及特点。从实质性的文本变化而言，《老子》远甚于《周易》，而后者在文本传抄过程中保持了一致性和稳定性。现在应强化对于其文本性质的认识，并深入检讨相关学术观念和成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博认为，战国时期存在着专门解释《诗经》的文献，如《五行》、《孔子诗论》、《民之父母》等，这些文献不仅引用和解释与《诗经》有关的文字或内容，并且因“诗言志”的特点而主要发展出心、性和情的主题，肯定和强调了心性与礼乐的密不可分，心性之学的提出是儒家在重建礼乐秩序的思考中必然会达到的结果。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曹峰认为，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中可以清晰地抽绎出“老子类型道论与政论”和“黄帝类型道论与政论”两条理论线索，虽然这种模式并不能直接运用于分析可能反映着黄老学更早期面貌的简书《太一生水》、《恒先》、《三德》与《凡物流形》等，但后一些文献和这两种道论、政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暗示着进一步演化的可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提出，二重证据法在近年来出土文献研究的运用中已大大超越了王国维的时代，既被用来释古、证明，也被用来疑古、辨伪，而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被放在一起做历时性考察，更接近顾颉刚的“惟穷流变”。历史的记载虽然错综复杂，但往往包含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而非出于纯粹虚构。因此，“原型一意义流变说＂既承认历史记载有其“素地”或原型，也正视其传承过程中出现的扭曲和变形，并尝试对流变的原因作出可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