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小悦悦事件"促使国人重新审视"搀扶跌倒老人被‘讹诈’"的社会后果。路人的见死不救行为普遍存在,但惩罚见死不救将造成自发的救助行为的过度供给,偏离最佳供需均衡点。仅凭借奖金激励,无法增加见义勇为的数量,重奖见义勇为还将引发道德风险,但适度高于救助者损失的奖金,可以实现财富再分配。动用刑罚惩罚讹诈者会造成激励不相容,而讹诈者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决定了对其行政处罚并不可取,遏制讹诈的可行措施是,让讹诈者赔偿救助者因讹诈受到的损失。将"逃逸"作为对肇事者惩罚的加重情节,可以抑制肇事逃逸。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好人"免责立法不具备适用条件。狂热的立法期待,使得"愤怒"与"狂欢"思维代替了论证和分析。
出处
《社会科学论坛》
2013年第2期210-220,共11页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