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学”的起始和终结:来自后冷战时代的反思

苏联解体，终究是苏联内部变革的因素使然。然而，美国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无以计数，形成堪比今日中国的任何一个国家重点学科都重要得多的超级学科“苏联学（Sovitology）”，却没能观察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促使苏联解体的趋势，出现了加州大学圣克鲁兹校区政治学教授厄本（MichaelUrban）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政治学教授费施（M．Fish）《后苏联学有未来吗？》所论的情形，“对于苏联学家而言，苏联解体表明苏联学是一个巨大失败。甚至在东欧变化期间，苏联学家还继续想象苏联制度是永恒不变的，至少还是有前途的；到‘革命’急剧加速的1990年，苏联学家还在焦虑戈尔巴乔夫如何捍卫改革，抵抗来自苏共内部保守势力”①。而美国认识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问题，主要仰赖于苏联学——更多是智库分析、情报搜集和意识形态判断，致力于促成苏联及其阵营或按西方要求改变，或在冷战对抗中失败，1991年年底苏联的解体，苏联学始料未及，美国政界也深感震惊。进而出现一种奇妙现象：苏联解体，不仅仅是改变了俄国的存在状态及其与世界关系，也深刻影响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俄国的认知方式，即苏联学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智库一学术行为，在后冷战时代必须改变，需重新认识苏联学、重建认识俄国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