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背后应有神圣性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商人来华，曾多次比较中旧，而称赞中国商人守信用，以为西方用契约约定而不一定能做到的书，中国人用口头承诺都会做到。就此而言，礼治规范下的人品未必逊于法治。而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在近代化过程里脱离了传统的礼治礼俗，连同脱离了礼背后的天，并在同一个过程里接受了西方的法治观念，以及西方用法律和制度来治理社会的榜样。但我们移来了以西方为范式的法律、制度、契约，却无法移来这螳东西背后的那个上帝。所以，移来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同时带来它们在西方所具有的那种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