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02年,梁启超针对传统“正史”的弊端,倡导“新史学”,提出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①,理应不以帝王将相为重点,而应该更多关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此后100余年来,学人秉承此一思路,吸收西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思维,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内容、对象和方法进行了诸多探索。直至时下,关注日常生活,提倡利用文本,组接细节,还原现场,让历史“活”过来,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颇受好评的方法。
出处
《创作与评论》
CSSCI
2013年第8期72-74,共3页
Criticism and Cre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