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文化对"交往理性"而非"认知理性"的情有独钟,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交际"之道、"交道"之道。同时,中国文化的"涉身性"的性质,便对该道的追求具体化为个体生命之间的"知己之求",而非哈贝马斯式的抽象思想之间的"共识"的追求。这种"知己之求",最初发源于中国古代侠士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举里,后经孔子的"仁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推出,被升华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和普遍性的生命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唐代的"诗人共同体"的出现,还是晚明的"师友独尊"的命题的彰显,实际上都可被视作这一人生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故正是在这一价值追求中,不仅为我们谱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绝如缕的真正心曲,也使"理解万岁"成为中国文化千古高奏的主旋律。
出处
《社会科学论坛》
2013年第5期4-19,共16页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