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基层法治实践中,一些过去由法院或特定行政机构依法处理的纠纷,日渐成为群体性涉法闹访的缘由,党政介入的处理结果表现出反法制性。法律系统的低效、对既有规则的不满、维权能力的不足、闹访的较大收益,是当事人诉诸群体性涉法闹访的原因。群体聚集之后的挟尸、打砸等行为看似极端,在闹访的语境中却是理性的,因为这些行为能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促进问题解决。党政系统在日常治理中表现出规则依赖和选择性执法的倾向,在处理闹访事件时受制于行政问责制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稳定偏好,这给了群体性涉法闹访不断生产的空间。群体性涉法闹访现象带来了维权成本和治理成本同时攀升、灰色暴力蔓延、法治"领地"萎缩等后果。对此,需要反思社会稳定与法治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
出处
《法制与社会发展》
CSSCI
北大核心
2013年第4期17-28,共12页
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基金
霍英东教育基金基础性研究项目"农民上访治理机制的法治化研究"(131088)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2-098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层信访治理机制的法治化研究"(2012M521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