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不同的新闻传播制度,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发展历程与阿伦特、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描述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存在较大差异。传媒公共领域理论一度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而微博的飞速发展,似乎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实现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微博发挥了传媒公共领域在技术层面的平等性、开放性、交互性、批判性,削弱了传媒的政治控制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但可否就此认为微博是私人(广泛参与的受众)通过对话、协商与辩论形成了公共舆论,从而建构了现代传媒公共领域?本文以"微博约架"事件为例,从公共领域所要求的理性批判、交往理性、公共性、独立性等层面,揭示微博在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实践困境。
出处
《当代传播》
CSSCI
北大核心
2013年第3期65-68,共4页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基金
华东政法大学重点学科传播学资助项目"传媒公共领域研究"阶段性成果
鳊号:CBX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