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赵宋一代皇帝耕籍礼很受重视,列入礼典并多次举行,然其却呈现出异于前代的陡然升降的进程轨迹。宋初《开宝通礼》沿袭唐制,以皇帝耕籍礼为中祀;宋太宗端拱元年举行耕籍礼时极力抬升仪制等级,升为大祀、拟比南郊,而此则影响到了其后仁宗明道耕籍礼的举行规制;徽宗政和时期议定礼制,为纠正端拱明道"升礼"之举极力降减耕籍礼的仪制等级,使之明显低于宋初开宝礼制的规定;及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举行耕籍礼时,则纠结于升级与降制,最终参用二者,很大意义上恢复了宋初开宝礼制的模式。宋代皇帝耕籍礼的演进历程表明,礼例的影响深远,在皇帝权威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因皇帝"亲行"而"升礼"的意识已烙印在耕籍礼的发展脉络中。
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CSSCI
北大核心
2013年第11期89-95,共7页
Social Science Front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3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3M530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