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格物说"既是朱熹时代社会精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应对禅宗挑战的必然结果。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朱熹于秩满候批之际,为柯国材撰写《一经堂记》,突出《大学》"格物致知"这一重要命题。而早在绍兴十年,侍郎张九成、状元对汪应辰登径山问道,谈"格物之旨",大慧答以"物格说"。时佛教界领袖这种以禅释儒之"格义",说明该时代社会精英对儒家《礼记·大学》经义的重视。追溯思想史上朱熹与大慧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既可以揭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牟宗三语)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也可以阐明朱熹理学(新儒学)以"格物致知"作为开启"下学上达"之锁匙。
出处
《东南学术》
CSSCI
北大核心
2014年第1期117-123,共7页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闽南多元宗教和谐共处探源”(项目编号:11BZJ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