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钱穆先生在《近代思想史论稿·序言》中指出：“西方重分别之学，中国重和合之学。”“五四”以后，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国传统的“和合之学”被西方的“分别之学”所替代，高校与科研单位分别以文、史、哲、数、理、化等诸多门类设置学科，建设学科，从事教学和研究，出现了学科化的专门之学。这较诸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和合之学”，不仅使学科与学科之间有了明确的界限，不同学科显现出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特质和规律；而且更适合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推进了“
出处
《文学遗产》
CSSCI
北大核心
2014年第1期145-148,共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