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这正是中唐和晚唐诗歌处于一个交替的时代。太和、大中年间的诗人,由于时代的苦闷而倾向于内心体验和艺术追求,个性的鲜明和感受的纤细一般都更加突出了。作为鲁殿灵光的老一辈诗人自居易,住在洛阳府邸中唱出知足乐天的闲适诗章,“为时而著”的新乐府高潮早已暂时趋于沉寂。年青一辈的诗人,杜牧和李商隐在长安有过一次欢聚。他们产生了“伤春”、“伤别”的共鸣。可是他们的创作道路和感情气质都并不相同:杜牧把作赋论兵和听歌纵酒集于一身,怀着跌荡坦率的豪情,唱出十载扬州的绮梦;而李商隐却是那么执着而惆怅地留恋着乐游原上的夕阳,绵邈而深沉地弹奏着那象征华年如水的锦瑟。同时,人们还可以从歌台舞榭或荒村茅店中,听到温庭筠的通晓音律的吟诵,看到他那仆仆风尘的身影,更为典型地突出了中晚唐颓唐、恻艳的情调。这是三种不同诗人的个性,代表了当时不同知识分子的道路,反映了通过不同个性而分别显示的时代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