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了响应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意识形态要求,也是为了表现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反讽修辞在合作化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百花时代和1962年文艺政策调整时期,作家们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下往往表现出强性反讽的疗救意识;在日趋紧张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语境下,往往采取弱性反讽的方式表现启蒙者的精英良知。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责任良知,都对"假"、"大"、"空"的文坛弊病造成了有力的反讽。
出处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大核心
2014年第1期102-105,共4页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