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某些只要超过十几个人的场合,尤其是叫作“会议”的场合,又尤其是与文学有关的场合,特别是需要我以“文学教师爷”名义“讲经论道”的场合,我至少有近十年拒绝参与了。说到原因.至少有那么几条:一条是我在本校的讲台上或校外的讲座上,以及貌似“正式”的讲话中,所说的话几十年加在一起,总量绝对达到天文数字,我累了,厌了。一条是颇多重复,成了老生常谈,再无新意,其中的废话也太多了,连我本人都时时有自愧之意。最后的一条是我在某次会议上信口说了一句:“我们中国人办事的效率之所以不高,首先在于废话太多!”
出处
《文学自由谈》
2014年第1期45-53,共9页
Literature Tal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