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从二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并由此探讨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必然性:第一、二重证据法融汇西学的科学证明之学,开启了史学现代实证的先河,但后来却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由此,必然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第二、三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因此,四重证据法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成为必然。
出处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4年第4期185-188,共4页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在实证与阐释之间: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11YJCZH2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