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事业,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以后,形成以雕版印刷术为主流的模式。经过长时期的应用普及,逐渐形成坊刻本、官刻本、家刻本三足鼎立之势,一直持续到清末。有清一代,民间书坊经营时间延续最久,刻书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要数继常熟毛晋汲古阁而起的席氏扫叶山房。因此,孙毓修(1871-1922年)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说:“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谷林(1919-2009年)、汪曾祺(1920-1997年)都曾在文章中赞扬扫叶山房所刻书的贡献,并表示期待,有人能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调查扫叶山房的始末,写成一篇报告,记录下其“嘉惠士林”的贡献。如今,复旦大学博士杨丽莹这部拓荒性的《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的问世,终于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出处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4年第2期122-123,共2页
The Library Journal of Shan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