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经到译经:论道安之于中国翻译研究的萌芽意义

一、引言魏晋时期的佛经翻译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翻译研究，对此，佛学、史学和译学界的学者都做过很多讨论。关于“最早的译学”，有认为始于支谦[1]，也有认为是道安[2]提出了最早的翻译理论。我们认为，实践不必然产生理论、有观点也不代表就有研究。译史早期人们对翻译缺乏科学认识，也不专门研究翻译，实践存在大量算不上严格翻译的变译行为[3]。随着佛教的发展，佛经在频繁的注疏、传抄和研究中暴露出种种问题，人们才认识到一直以来所尊奉的“经”实为“译本”。在没有“翻译学科”、也无力阅读原文的条件下，人们只能借助传统文献研究法研读经本，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公元四世纪的高僧道安。他在解经工作中做了大量版本、目录和校雠工作，进行了译本与译本的比较或原本与译本的比较，并最终由解经走向译经。本文将聚焦这一转折，揭示道安之于中国翻译研究的萌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