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禁实允”与“虽令不行”:非法证据排除难研究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受到来自排除规则本身及其运行环境的双重羁绊。对非法证据的严苛界定,对瑕疵证据的泛化解释,对重复取证的立法宽容等,使得在规则层面上"排除成为了例外"。而在"亚法治秩序"之下,在不适当的诉讼理念、诉讼构造、诉讼方式的影响下,即便是"排除成为了例外"的规则也没有得到公安司法机关充分的需求回应,立法预期与实践操作差距较大。当前,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与实施,除应建立起对规则的理性期待并合理调整规则的内容外,关键在于法意识形态的转型及刑事司法权力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