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青年的救国并非源于士大夫的朝堂意识,而是属于全民国家意识。现代国家意识及民权意识的普遍化和实体化,才是五四启蒙的最终目的,是新青年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传统“兴亡有责”的关键所在。现代爱国主义不为儒家传统德目所涵。虽在理论上双方或可有所调和,但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儒家制度与文化的某些特征(君权、父权、夫权、绅权、宗族制度,等等),以及某些尊孔的政治势力(例如旧官僚及地主阶级的政治集团),和五四一代兴起的新爱国主义仍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
出处
《历史教学(上半月)》
CSSCI
北大核心
2014年第6期25-25,共1页
History Tea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