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善意与敌意

在我上大学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享有的迁徙自由少得可怜。记得那时规定：大学毕业后如果为国家工作不满六年，出国留学需交培养费（大学毕业生一万元，研究生二万二）。要知道，那时“万元户”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我的一个同学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凑到“赎身费”后仰天长叹：“终于和这个国家一拍两散了。”因为这段经历，我后来看到王昭阳的《和故土一拍两散》时不免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