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权说”研究述评——以孔孟为中心

孔孟权说是儒家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权说思想的发端和源头，在哲学史和经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孔孟权说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就其研究内容来看，这些成果主要论及权变特点、经权关系、权道关系、权中关系、行权标准、权变智慧、权变价值及其与道家、墨家和西方权说的异同等方面。总结已有的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无疑对促进孔孟权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十分必要。一般来说，“经”作为道德原则规范，具有绝对性、稳定性、至上性的特点，而“权”作为道德抉择或方法，具有灵活性、应变性、变通性的特征。赵纪彬先生通过考证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与“庸棣之华”的断章之误，提出孔子权变方法论的特点是“反”。他认为“唐棣之华”以下六句二十七字，在何晏《集解》本中本来和“未可与权”为一章，而朱熹却武断地将其分割为两章。他提出“唐棣之华”和“未可与权”两段经文在思想上同是言“权”，在逻辑上首尾一贯，理应为一章而不可分。“未可与权”以上是说“权”的来源，“唐棣之华”以下是说“权”的方法论特点。“偏其反而”的“反”字，正是孔子权说的方法论特点。他通过对金文、《说文》等字书的考释，说明“反”与“权”在义理上是相通的。就“反”而言，又有“背反”与“反归”之别。所谓“背反”，就是一往直前、正面决裂、拒绝绕弯前进的方法。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反”与“偏其反而”的“反”相抵牾。所谓“反归”，即不从正面而从侧面，不是一往直前而是以退为进的特殊的“反”；不是由合而分，彻底决裂，而是由分而合，复归于和谐。可见，“偏其反而”之“反”是“反归”之“反”，并非“背反”之“反”。孔子也正是用“唐棣之华”（黄花木）的“偏其反而”为比喻，以说明“偏其反而”而后“复归于合”，即“权道反而后至于大顺”。孔子权说正是具有“反”的特点，才使其在中国权说史上占有发端地位，即完成了“权”由“秤锤”转化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对先秦诸子如《文子》、《尸子》、《老子》的权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后世权说的形成具有引导作用，因为汉宋清三代的权说皆以注解《论语·可与共学》章的形式表达出来。①可以说，赵先生对孔子权变方法论特点的概括，既是对孔子权说认识的深化，也是一大学术贡献。